上一集，我们聊了刚刚去世的美术圈大师黄永玉的生平及家庭情况，得知他人生经历丰富传奇，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成名，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木刻版画家，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于八十年代开始，名誉和财富滚滚而来。
他的妻子叫张梅溪，生于将军之家，二人生育两个孩子，分别是长子黄黑蛮和女儿黄黑妮。两个孩子都从事艺术，并且分头照顾父母的晚年生活。
黄永玉之所以在艺术圈和名利场那么备受拥戴，不仅仅因为他的艺术成就，还因为他在圈中的地位，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堪称“传奇”。
因此无论是艺术圈还是娱乐圈，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大家都喜欢和黄永玉攀上交情，而他呢，也非常热爱交朋友，“黄永玉”这三个字也渐渐成为某种镀金的象征，仿佛谁能和黄永玉来往，就进入了某个圈层。
▲黄永玉晚年日常，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人头簇拥，名人荟集。
一个人朋友圈强大，被人追捧，在名利场上被奉作上宾，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咱们今天来唠一唠黄老爷子的打通上下三代人的人脉圈，他的财富，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被大师提携，善把握机会
黄永玉出身于小县城的小康家庭，父母是教师，十二三岁就出来谋生，一度只是个靠手艺吃饭的底层小青年。
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编辑、小画匠、小教员（1942年任江西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的教员），后来变成蜚声全国的知名木刻版画家，当然少不了一个大人物的拉帮，那就是他的表叔沈从文。
▲1950年二人摄于北大教授宿舍楼前。
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爷爷的妹妹，到了黄永玉这一代就真的是表叔了，这层亲戚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但是沈从文和黄永玉的爸爸黄玉书关系却非常亲密。
两个表兄弟，一个喜欢文学，一个喜欢美术，年龄也相仿，是整个家族里最投缘的兄弟。1922年，两个年轻人相约从湖南凤凰去常德，住在同一客栈，据说就在那时黄玉书遇到了黄永玉的妈妈杨光蕙，陷入热恋，沈从文亲眼见证了二人的恋情，还替黄父写情书。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谁想到，在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呢？
——2015年《广州日报》刊登：《沈从文见证黄永玉父母的爱情》
沈从文成名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人生履历简单概括如下：
他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192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8年来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自筹资金创办了《红黑》杂志；1934年写出了大名鼎鼎的《边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与徐志摩、鲁迅齐名。
▲图为1978年丁玲和黄永玉合影。摄影者是吴祖光的儿子吴钢。丁玲和沈从文在上海办杂志，是志同道合的老友。图源水印。
因此，黄永玉从江西前往上海的1946年，正是沈从文最辉煌、事业最为蒸蒸日上的时期，黄永玉的事业起飞，和这位表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好比马思纯之于蒋雯丽，用现在的话说，黄永玉的出道堪称是“文二代”。
沈从文最初为黄永玉的才华所叹服，他写道：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
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
欣赏其年少有为，因此召唤黄永玉来到上海，并且建议他改名，从本名“黄永裕”改为“永玉”，意为永远光泽明透。并且给予他诸多机会，比如黄永玉为表叔最重要的作品《边城》创作了两幅木刻作品：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翠翠与爷爷》。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花环》。
从1928年起，沈从文在教学之余，还兼任了《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所以1948年黄永玉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香港《大公报》的美术编辑。
▲1949年8月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沈从文长信《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在一定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朋友圈也成为提携黄永玉的骨干力量，成就了黄永玉的朋友圈。
比如黄永玉最好的朋友是漫画家、书法家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其中郁风就是郁达夫的侄女，而郁达夫和沈从文关系亲密，沈从文初到北京穷困潦倒时，是郁达夫接济了他。
此外，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有个“诤友”叫查良铮，也就是诗人穆旦（王小波最崇拜的诗人）。当年查良铮嫌弃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不配当西南联大的教授，俩人还闹过恩怨，后化干戈为玉帛。
查良铮有个更著名的叔伯兄弟叫查良镛，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而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是徐志摩表弟，徐志摩和沈从文亦是亲密好友（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小学未毕业的沈从文才被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破格聘为该校讲师）。
这一圈子转下来，敢情都没外人，黄永玉有表叔这一脉大文豪的人际关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都有贵人扶持，他到了香港《大公报》后，做得顺风顺水，和金庸也很快成为同事，后来也一直延续着交往。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黄永玉、金庸1993年再相逢。
▲2012年《大公报》110周年报庆时，黄永玉画了一幅《彩荷图》相赠，并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小兵丁”。
当然，黄永玉也是在沈从文的建议下，1953年回到北京，成立中央美院版画系，由讲师做起，后来成为副教授、教授。
五十年代初期，二人在艺术上和文学上的交流逐渐增多，黄永玉得到了沈从文的诸多提携。
1954年，黄永玉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机遇就是接受当时外文局的邀请，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木刻插画，这其中就是沈从文的介绍。
两年后，黄永玉精心创作出了套色木刻版画《阿诗玛》，同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因此一举成名。
▲这组木刻作品10副一组，包括《阿诗玛像》《吹口弦》《织布》《射箭》《公房》《打虎》《阿诗玛在牢中》《她被水冲走了》等。
▲《阿诗玛》部分作品欣赏。
1957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用不大常见的隶书。
1960年沈从文出版《龙凤艺术》，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则是黄永玉画的。
叔侄二人密切合作，在文坛和画坛都是佳话，诞生了一些合作的佳品。但这段经历后来充满了痛苦，黄永玉和表叔一起在文革中被批斗，二人都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
不过黄永玉和沈从文都有着一种乐观精神，黄永玉曾在《我的表叔沈从文》中这样回忆：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在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文革时期的沈从文和黄永玉一家。
文革之后，一切向好。黄永玉在八十年代迎来事业的再度起飞，而沈从文则一直处于半封笔的状态，在研究所做研究，除了写出一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没有进行任何文学创作，黄永玉也说，十几年来，再也没有和沈从文谈过文学。
在沈从文的生命后期的八十年代，黄永玉陪伴他很多时刻，二人一同回到凤凰老家，在当年读过书的小学里回忆往事。
▲1982年，沈从文黄永玉叔侄二人，在就读过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前合影留念。
▲在黄永玉的陪同下，沈从文在文昌阁小学听课。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据多方媒体透露，就在沈从文去世的当年，他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评委会已决定颁奖给他，可惜沈从文不幸去世，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维斯特贝里在2012年回忆称，他在加入瑞典学院前，知道沈从文“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
▲家人回到凤凰将沈从文的骨灰撒入沱江，魂归故里。
▲黄永玉在沈从文墓地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叔侄二人都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而沈从文在文学界的地位，对于黄永玉来说，更是一种隐形的财富，人们常常把两个人一同提及。
在沈从文的口中，黄永玉是个聪敏开朗的青年，1979年10月14日沈从文专门著文谈及黄永玉。他写道：
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地突破和进展。
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的事。
黄永玉对这位表叔更多的是崇拜感激之情，他曾说“沈从文是我人生的标杆”，在沈从文去世多年后，他写下《我的表叔沈从文》，又用一种平凡质朴的语言来形容他：
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只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东西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2015年6月，92岁高龄的黄永玉为新书“沈从文与我”签售，沈从文的两位公子沈龙朱、沈虎雏也到现场给表哥捧场。
▲1938 年，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与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
到了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这一辈，和黄永玉平辈，交往也多，沈龙朱自幼喜欢画画，高中时跟着表哥黄永玉学过一阵子素描，有绘画功底，打算报考美院，后改学工科，就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工业大学）。
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蹉跎了年轻的岁月，在北京工业学院当了二十多年的钳工，中老年时期专业养植花卉，一生的成就比起父亲来就差远了。
▲沈龙朱画的《当年巴金》。
可以看得出，相比起沈从文的高洁、内敛、甚至沉默，黄永玉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开朗，潇洒，喜欢天马行空，喜欢交朋友，也善于抓住机会。
他在画《阿诗玛》之前，经由李可染介绍，主动拜访了当时的美协主席齐白石。二人是湖南老乡，齐白石出生于湘潭，相谈甚欢。一个月后，黄永玉便将套色木刻版画作品《齐白石像》送到齐家，齐白石甚为开心。
▲齐白石1953年他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图为1954年黄永玉拜访齐白石，摄影李可染。
▲齐白石看到这幅画非常喜欢，现场在此画上作了提拔：“齐白石像 永玉刻 又请白石老人加题 年九十四矣”，然后加盖朱文的“木人”、白文的“齐白石”和大印“悔乌堂”，这是黄永玉和齐白石合作的唯一一件作品。
黄永玉晚年还在书里写过这段轶事，笑称齐白石家的花生都是变质的，月饼里还长虫子。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也曾和钱钟书夫妇做过短暂的邻居，据他回忆，黄永玉对二位恭敬有加，常常带着家乡特产去登门拜访。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在成名的道路上，大师的欣赏与提携，不可多得的机遇，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同辈之谊：交往的全是大咖
除了大师，黄永玉在事业腾飞的过程里也认识了很多同辈好友，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均成为业界大咖，也进一步扩展了黄永玉的人脉关系网。
黄永玉的同辈好友，主要来自于两个经历。
首先就是1946年他去上海之后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画家，这群画家大多数是围绕着中国最早的美术院校“上海美专”而形成的艺术家大圈子，比如潘天寿、林风眠、潘玉良、傅雷、李可染、董希文、李骆公、赵无极、程十发、木心等。
▲最早的“上海美专”。
▲1935年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师生与一位裸体模特拍摄了一张合影，这“惊世骇俗”的合影成为上海美专历史上最为著名照片之一。我们曾经写过的巩俐饰演的潘玉良也是这个圈子里的画家，她当年也因为画裸体女人西洋画而被受到质疑和抨击。
黄永玉说他结婚时的介绍人就是张乐平和陆志庠（xiáng），这两个就是典型的上海进步画家，那时漫画与木刻不分家，统称为“漫木”。尤其是画“三毛”的张乐平，是“抗战漫画宣传队”骨干力量，辗转各地，黄永玉和他初识在赣州，非常投缘，以兄弟相称。
▲1946年，张乐平画的《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轰动。接着另一部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激起社会强烈反响，因此张乐平也被称为“三毛之父”。1950年，张乐平担任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以后长期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83年，张乐平患严重帕金森氏症，创作遇到极大困难，1992年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2岁。
▲后来到了上海再相逢，1947年，《三毛》在《大公报》连载，但那时张乐平生病，黄永玉与其维持君子之交，在回忆录里叙述二人相交往事。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1989年，台湾省女作家三毛千里来沪寻“父”，说要认张乐平为爸爸，被传为文坛佳话。后来，三毛多次住在张乐平在上海的家。1991年，三毛自杀，据张乐平的儿子讲“我父亲知道后非常悲痛，泣不成声。”第二年，张乐平也去世了。
这群四十年代就在上海汇集的艺术家，包括黄永玉在内，后来的人生主要有两个走向，一部分去了欧美继续深造，比如赵无极；
另一部分和黄永玉一样回了北京，比如李可染、董希文等；还有一些人留在上海，比如木心等等。但不管大家是怎样的命运，这群人始终都保持着联系。
黄永玉在五十年代到北京后，主要结识的就是住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们，也就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里结识到的画家和艺术家们，形成了整个中国最核心的艺术圈层。
比如“第一个到我家探望的是可染夫妇……紧接着是张仃夫妇……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照顾和指引。”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里用极大篇幅介绍了齐白石的弟子、著名画家李可染和他的友谊，黄永玉也是在李可染的介绍下才认识齐白石，二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上海美专毕业，1946年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拜齐白石为师，相随10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代表画作有《漓江胜景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
▲2016年北京保利春拍，李可染1962年作《漓江胜景图》纸本 2070万元成交。
▲黄永玉评价李可染。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然后就是当年和黄永玉一样都是进步青年、后来参与国徽设计的张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漫画界救亡宣传队在南京，图为张仃在其作品前留影。图源水印。
▲晚年张仃。他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投身“抗日宣传队”。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1950年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81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他曾负责设计动画片《哪吒闹海》，为首都机场创作巨幅壁画《哪吒闹海》，为长城饭店绘制了壁毯巨作《长城万里图》等等。
▲1978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张仃出任该片的美术总设计。
▲左起：黄永玉夫人张梅溪抱着黄黑蛮，张仃夫人陈布文抱着张寥寥。
这张五十年代极为先锋的露营的照片就是黄永玉一家和张仃一家。
▲从左到右：黄永玉，张梅溪，黄黑妮，张仃儿子寥寥，黄黑蛮，张仃夫人陈布文。
张仃有一个亲孙子，大概谁也想不到，就是演员耿乐。至于为什么爷爷姓张，孙子姓耿，是因为在动荡年代，张仃把长子托付给一家耿姓朋友抚养，取名耿军。天长日久就索性姓耿了。
身为中央美院的大师后代，1990年，16岁的耿乐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结果阴差阳错后来他玩了摇滚，当了演员。
▲耿乐的外祖父也非常厉害，是著名音乐家、《黄河大合唱》首演指挥邬析零。
▲黄永玉评价张仃。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大雅宝胡同里的大师，虽然基本上都经受了黑暗岁月的折磨，但这个大院里人才辈出，到了八十年代，能熬过来的，大都功成名就。比如和黄永玉一家关系很好的万曼和宋怀桂。万曼大家可能不熟，宋怀桂可是“中国第一时尚教母”。
▲黄永玉夫妇与万曼、宋怀桂夫妇两家人在葡萄藤下合影。
▲万曼和宋怀桂。宋怀桂18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师从著名油画家董希文。万曼是保加利亚人，1953年留学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56年，万曼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同班同学宋怀桂作为周恩来特批的第一起涉外婚姻结为夫妻。而宋怀桂从七十年代起就成为“中国第一时尚教母”。
▲当七十年代皮尔·卡丹要来中国搞第一次时装秀的时候，宋怀桂负责找模特以及培训，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模特队。
▲宋怀桂和模特们，她找的第一批模特“有的是卖菜的、有的是在工厂烧砖的、有的则是在纺织部织地毯……每天下班后，他们都会先回家脱掉工装，换上西装，再来到宋怀桂租下的用于训练的大厅。”
▲宋怀桂。
▲1983年宋怀桂开了北京第一家法式餐厅马克西姆，成为北京上流社会以及文艺界的聚会之地。
▲崔健在马克西姆餐厅表演。黄永玉也曾说最欣赏的摇滚歌手就是崔健。
▲今年4月，名模杜鹃登上了《Numéro大都市》春季刊封面，致敬了宋怀桂和马克西姆餐厅。
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时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同辈之谊令人难忘，他也很受大院里的孩子们欢迎。时光漫漫，这些孩子们后来都各自有各自的人生，还时不时回来看望黄永玉，而黄永玉在各种自传或采访中都常常提起这些孩子们，可见感情深厚。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除了大雅宝的邻居们，黄永玉还跟文艺界的诸多名人有交往，他和新凤霞吴祖光夫妇有很深刻的情谊，主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共患难。吴祖光的儿子吴钢回忆：
黄婶婶和我妈妈是患难中结成的友谊，妈妈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最难受的是亲人没有消息。祖光去了五七干校三四年了，听说他得病住了医院，生死不明，有病不许家人看。我不但为他着急，亲友都不敢上门。
忽然有一天晚上，梅溪在我眼前出现了，我高兴极了，亲人！我两个拥抱到一起了！我的好姐妹冒着风险来看我，她急促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跟祖光同在一个干校，常常一起劳动碰见，你有没有胆子给他写封信？’‘有，太好了！’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告诉祖光家里平安。
她走后我天天盼望祖光的回信，果然梅溪又来了，她给我带来了亲人的消息。接过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不住留下来！我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我对梅溪的感谢呀。”
吴祖光也写过一首诗：“聚首他时回故里，万千顶礼谢梅花。”梅花就是指张梅溪。
▲吴祖光（右）与黄永玉。1974年吴钢摄影。图源水印。
▲新凤霞（左）与张梅溪。1974年吴钢摄影。图源水印。
▲黄永玉（左）与新凤霞。1983年吴钢摄影。图源水印。
患难时期见真情，黄永玉自述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是黄苗子。二人因作品相识，互相欣赏。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后来在困难时期，携手度过，彼此扶持。
▲黄苗子最初是漫画家，也是在上海开启事业，抗战时期为当时的《上海漫画》周刊供稿，和黄永玉经历相似。后来黄苗子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他的老婆郁风是文学家郁达夫的侄女，两人早年相识，后来在夏衍的撮合之下，结为连理成为佳话。2012年1月，年近百岁的黄苗子与世长辞，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后来研习书法，由于是漫画家出身，他的书法线条也具有漫画色彩，独树一帜。
▲黄苗子的《题钓鱼台“丹若园”刻石》被钓鱼台收藏。
▲黄永玉在北京的“万荷堂”里也收藏了很多黄苗子的书法作品。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到了晚年，也是黄苗子、张仃和黄永玉走得最近。
▲黄永玉、黄苗子、张仃在万荷堂后厅。
▲张仃在黄永玉的万荷堂。
此外，在长期的作画、写生过程中，也与一帮大师们产生友谊，比如吴冠中等等。
▲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张梅溪（右起）在重庆旅行写生。
▲1973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沿长江写生，留下很多经典画作。图为展览中展出的吴冠中《太湖鹅群》。
▲左起：丁聪、黄永玉、唐瑜，老朋友聚会。1985年。吴钢摄影。图源水印。
▲丁聪画的晚年黄永玉。
当然，同辈的好友里也有渐行渐远的，比如当年和黄永玉在上海并称为“三剑客”之一的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是沈从文的学生，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中文系，当时沈从文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汪曾祺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1948年赴北京，经沈从文推荐任职于历史博物馆。1962年，在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的改编。8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高潮，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许多描写苏北乡土民情的小说，引起了文坛的轰动。
汪曾祺、黄永玉和黄裳被称为“上海三剑客”，那时他们二十多岁，年轻气盛，又在画届崭露头角，思想先锋进步，是最好的朋友。黄永玉在1979年《太阳下的风景》中，留恋地叙述着二人的友谊，以及他对汪曾祺的欣赏甚至崇拜：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
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
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又在《黄裳浅识》一文中提到过当时“三剑客”的快乐时光：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
在上海，他（汪曾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后来三人一起到了北京，但随着时局动荡，黄永玉和汪曾祺渐行渐远。黄永玉陷入黑暗，而汪曾祺则颇受青睐，二人的处境截然不同。
据说当年黄永玉的孩子们想要看汪曾祺编剧的《沙家浜》，而汪曾祺碍于黄永玉当时被批斗的身份没有允许，这件小事成了梗在二人中间的一道利刺。
黄永玉的书信里写过和汪曾祺的关系逐渐疏远的过程，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1954年6月12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1954年6月26日)
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1964年8月23日)
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约七十年代后期7月18日)
▲汪曾祺的《羊舍的夜晚》由黄永玉创作封面。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谈及了两个老头在晚年拧巴的关系。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有点联系，包括那时候黄永玉在北京饭店画画，我妈就说儿子结婚了，黄永玉名气也比较大，跟永玉要张画吧。
我爸开始挺抹不开面子，好不容易打了个电话，黄永玉说行，让小老虎来吧。我小名叫小老虎，但我觉得我干吗去，我又不认识他，为了拿一幅画，就没去……
他们俩都彼此认同，但是谁都不好迈出第一步恢复原来的关系。我爸尽管后来跟黄永玉没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对黄永玉的绘画才能和他的作品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黄永玉对老头儿文学上的成就也很认可，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地交往。
黄永玉又在另一篇回忆里写道：
“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1996年我回到北京，有一个聚会，把老朋友都请来了。我也请了汪曾祺。他来了，我问他：“听说你又在画画了？”他说：“我画什么画？”这是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
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
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除了内地的书画大家，黄永玉因为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彼时也是金庸、黄霑等人崭露头角之时，因此黄永玉的社交圈子又旁逸斜出到香港，黄霑和他很好朋友，黄霑失恋的时候很苦恼，黄永玉说：失恋算个屁，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
这一说，黄霑更生气了，他说：放你的狗屁，我一心只想上吊，哪里来的诗意？
和香港的文化艺术圈一直保持联系，儿子黄黑蛮后来长居香港，与香港的上层社会往来密切。
▲1953年黄永玉回北京前，和香港的朋友们在一起合影留念。
林青霞和黄永玉私交匪浅，是由香港导演杨凡介绍认识，杨凡是世家子弟，多年纵横拍卖场，和艺术圈的人很熟，对沈从文及黄永玉都颇为推崇。
▲杨凡摄影集《杨凡十年》中，他拍摄的沈从文和黄永玉。
林青霞在杨凡的引荐下，亲自到北京拜访过黄永玉，她写道：
2015年年初杨凡送我一本《忧郁的碎屑》，那是庆祝黄永玉九十大寿，节录了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的精华片段。我看了爱不释手。杨凡知道高兴极了，把黄永玉的近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借给我看。于是我晚晚读到天亮，到了早上六点兴奋地跟他分享里面的金句。
杨凡说他1月6日要到北京探望黄永玉，我就跟了去。我们搭早上八点的班机，六点就得出门，上机前一晚没睡，飞机上的三个半小时谈的都是黄永玉。
我们下了机直奔黄永玉老师家，杨凡一到北京说的话也带北京味儿，他问司机“老爷子怎么样？都好吧？……”左一个老爷子右一个老爷子的，仿佛回到了三十年代。
据林青霞说，她参加内地真人秀《女神来了》就是受到黄永玉的鼓舞，黄叫她“做个野孩子。”
前段时间，林青霞和莫言的相聚刷屏社交媒体，二人喝茅台，吃饺子，被传为佳话。这场聚会由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作家金圣华牵线搭桥，林青霞和莫言相谈甚欢，金圣华记录了二人相聚的细节，并透露出林青霞家中挂着黄永玉的画。
▲林青霞和莫言。
▲莫言分别赠送林青霞和金圣华墨宝“青霞书房”和“梦笔生花”。
到了晚年，黄永玉喜欢结交陌生人，他在意大利旅居期间也认识了很多意大利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比如他随便进了一家钟表店，和店主交谈几句就要请他去家里吃饭，没想到这样的友谊也能维持好多年，再去探访，二人热烈相拥。
名利双收，宴八方宾客
就算在京城，黄永玉这种建大宅，纳四方客人的画家还是很少，毕竟这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人人都知道黄永玉老爷子不缺钱，而他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卖画。
他的画主要是北京的荣宝斋在卖，因为从1953年起，黄永玉就到荣宝斋学习木刻水印技艺，七十年来，黄永玉为荣宝斋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荣宝斋收藏有大量黄永玉的绘画。
到了九十年代，佳士得等机构开始代理黄永玉的绘画作品，意味着他的艺术价值开始走上国际舞台。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
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
而黄永玉卖画是出了名的铁口直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定下规章：现金交易，禁套交情，铁价不二。口出恶言，恶犬伺候——就算领导来，也绝不网开一面。
据佳士得统计，黄永玉的作品共上拍6293次，成交4290次，成交总额接近14.27亿元。这么多年来，他有几幅作品拍出千万高价：
▲最贵的作品《田家梅》，纸本设色 镜心 142×366cm，北京盈时2013秋拍，成交价：6325万元。
▲《秋色图》，纸本设色 镜心142×360cm，佳士得香港2017秋拍，成交价：1930万港币。
▲《荷花》，纸本设色 镜心 72×179cm，盛天泰2012秋拍，成交价：1150万元。
▲河满子 （1988年作），纸本设色 镜心 121.5×248cm，佳士得香港2013秋拍，成交价：1204万港币。
▲《水仙》，布面油画 51×52cm，英国皇室贵族2017年专拍，成交价：900万港币。
虽有很多千万、百万名画，但黄永玉在市场上流通的小品也极多，多半是他随手给人画的，拍卖市场价在10万-50万区间，几万块钱的也有，丰俭由人。
有了钱，干什么？黄永玉就是不断地造房子，造豪宅，世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五处豪宅，黄永玉也自嘲“狡兔六窟”。当然人们总是好奇他一个画画的能有那么多钱吗，他的回答也是相当坦率。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黄永玉的豪宅们。
在老家湖南凤凰古城，他有两处住所，一个叫“夺翠楼”。
另外一个就是他主要的住所，气势恢弘的“玉氏山房”。黄永玉偶尔回来小住，因为他的名气，这里已经成为旅游打卡地，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朝拜”的要地。
▲湖南凤凰县，被绿树掩映的黄永玉住所“玉氏山房”。图源中新网。
▲黄永玉在“玉氏山房”门前留影。
以下摘自《湖南日报》2023年2月版《品读黄永玉》。
“玉氏山房”建在沱江西北面的江畔山腰上，与一公里外的凤凰古城遥遥相望，站在山房门前往下一望，边城凤凰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不到10分钟，我们就停在了山房院子门外。只见两扇铁艺院子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院子大门右墙下拴着一条大狼狗，门上套着一把大铁锁，上面挂着一块小木牌，用非常遒劲的楷书写着“里面有狗，未经允许勿入”的字样，一看这字就知道出自黄永玉的大手笔。
沿着30米长的林荫掩映的斜坡水泥路款款而上，就到了黄永玉极具艺术氛围的“玉氏山房”。
山房为砖混结构分上下两层，进门后的大厅中央倒立着一棵五六人才能合抱的树蔸，五根伸向厅穹的遒劲树根，仿佛竖起来的一只巨大佛手，在向进出大厅的客人招手致意。这棵树蔸将大厅一分为二，辟为前后两厅，前半厅为会客室，后半厅为画室，楼上除居室外，还辟有藏书厅，书画、木刻、雕塑展览厅。
此外，黄永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也有家。
他的家位于芬奇镇，也就是达·芬奇的故居所在地，在佛罗伦萨西边的圣巴仑特峰下，是个幽静的山村小镇。
虽不是豪宅，但住在达·芬奇故居脚下，也满足了一个画家的心之神往，黄永玉曾说过自己追求“居住自由”，意大利的这个家诠释了这一点，这个家的缘起主要是早年两个孩子都在佛罗伦萨留学，老两口干脆买了一间房。
山村小镇，悠闲诗意，黄永玉四处写生，席地而坐，随意潇洒。
在北京，则是黄永玉最著名的豪宅，赫赫有名的“万荷堂”。
这里也成为黄永玉去世之前的主要居所，在这里，他的女儿黄黑妮负责照顾父亲起居，而妻子张梅溪和长子黄黑蛮则自2002年左右长居香港，夫妻是分居的状态。
▲黄永玉和女儿黄黑妮。
万荷堂因为气势恢宏、占地庞大，引得很多社会名流人士前往参观，郭敬明曾在2009年的《艺术人生》里描绘过进入到“万荷堂”时的震动：
“我感觉我就像是在看还珠格格，亭台楼阁啊，真的觉得会从某个地方飘出一个宫女来。
而且满院子跑着各种大型犬，十几条吧起码，而且一看血统都很纯，我也就只养过两条金毛。
而且各种不起眼的角落里，随意地就那么放着我在杂志上看过的标价XXX万的雕塑，感觉就是一捆一捆的现金那么风吹日晒地码在院子里……”
张艾嘉去年拍过一个纪录片，也去探访了“万荷堂”。
大概由于“万荷堂”地处偏远又交通不便，黄永玉后来搬到京郊的一座更为小巧别致温暖的别墅内，张艾嘉的纪录片也探访过这里。
起居室的布置是这样：
黄永玉的书房：
家里摆了几百只烟斗。
确实如郭敬明所说，万荷堂里亭宇搂榭一应俱全，还有一大片湖，仿佛真的进入了《还珠格格》的场景，家中养了无数的猫、狗、鹅等生物。看起来黄永玉的确一生热爱小动物。
▲黄永玉尤其喜欢狗，觉得狗比人忠诚。
记者描写过黄永玉和他的万荷堂的气派：
人们这样形容午睡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众人簇拥着走了出来”。走出这片翡翠楼，四十只家犬就激动地蹿出来，围绕在八十七岁的画家身边狂吠不止，鹦鹉也亮出舌苔厉声逼人，一院子的树和花，在阳光下哗然醒来。
这个时候，通常是他刚刚在大屋里用大型升降机完成了一副巨型水墨画的创作的时候，而徒弟们正用电吹风打理着余下的程序。
在黄家，甚至还能看到重达一万多斤、由非洲运来的整木桌椅，这些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共同构架了一个大气磅礴的中式庭院。
膳食有专人打点，所用餐具一律由黄府自家瓷窑烧制，无一例外地印着一个“黄”字。大院子里清一色趴着一溜儿果冻一样的红色跑车，依次是宝马、奔驰和法拉利，角落停放的黑色保时捷是不久前才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刚一送下飞机，黄永玉就驾着它在凤凰县的马路上一气飙出了一百多公里。
——《黄永玉：一个老头儿的行为艺术》
黄永玉喜欢热闹，他的“万荷堂”便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场所，每年都会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会，从张艾嘉那期节目也看得出，他对于媒体采访、晚辈探访也表现得很欢迎，来拍几次都没关系，只要不打扰他的作画时间便可。
一直以来，黄永玉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拥，万荷堂中常常高朋满座、热闹非凡。
▲和王琦夫妇。
▲黄永玉和黄宗洛。
▲黄永玉和黄宗江。
▲李谷一也出现在聚会中。
万荷堂常年人声鼎沸，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求字、求画、求名气。
黄永玉晚年也痴迷于办画展，他的创作力似乎永不枯竭，八十岁、九十岁都办过声势浩大的画展，他说到一百岁时也会办，可惜活到99就去世了。
他晚年钟爱画荷花，晚年更喜欢创作巨幅画作，以荷花居多。他笔下的荷花也和传统画法不同，总是色彩饱满，全无中国水墨画的“留白”等余韵，就是要轰轰烈烈的绽放，也像极了他的性格。
▲庆祝建党90周年时所作《九荷之祝》。
人们都称黄永玉为“鬼才”，熟知他的人更是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因为他没有经受过系统的专业的美学训练，完全凭借天赋、努力以及智慧，达到了如此的艺术成就，也就是说，他的画是他人格的淬炼，因此又显得万分珍贵。
据李苦禅之子李燕回忆：
我们都尊称他‘黄叔叔’，其实他在美术界跟谁也论不上辈儿。
第一，他不是国立艺专出身，美院教授全非他的师长。第二，他未入某某门下，也跟谁都跨不上师兄弟。
到现在我也不知他曾拜师何门，简直就是个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不论国、油、版、雕、书法、篆刻以及诗文之类，他一学就会，一会就高尚，连自制烟斗，也可以办个大展。
他巧用原料，出奇制胜，有专门收藏烟斗者欲出高价换之，他一个也不卖，完全自得其乐。他特别会玩儿，一辈子又会挣大钱又会神玩儿，永远发明乐趣。
一个“野路子”出身的画匠，经过九十九年的人生，最终成为一代名家，这其中又掺杂着激荡而波折的时代更迭，到了晚年，“又会挣大钱又会神玩儿”，更让人觉得“黄永玉”三个字充满神秘感，是一个复杂的、具有极高社会学价值、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符号。
▲“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2021年九十八大寿时，画了幅画邀请朋友来万荷堂。
黄永玉一生广交朋友，爱交朋友，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大概因为在他12岁出来闯世界时，始终坚信“在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朴素的人生观。因此他无论走到哪里，在什么地方生活，总是主动地融入环境，并且迅速地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这也是从小地方闯世界的人必有的性格，就是非常的江湖，非常的义气，如果不是这样，也无法生存下来。
但在经历了文革之后，黄永玉对于“人”其实是很警觉、很警惕的。有一度他曾想移居香港，因为这里的人有分寸感，没有时时刻刻闯进来，找他要画的人。
但这不妨碍他继续交朋友，各行各业，三教九流。
他的特点是对朋友慷慨，林青霞文章所记，她去拜访黄永玉的6个钟头内，黄除了和她谈论文学话题，还送她一幅荷花，一张画像，以及一个铜制摆件，令金圣华感叹，“这才叫倾囊相授。”
他盛情地拿出一叠画好的荷花让我挑。我受宠若惊，但还是忍不住挑了一张两朵清淡的荷花。
聊了一会儿，他请我到餐厅的木桌旁，拿起笔墨，聚精会神地为我画像。我静静地望着窗外，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天井的屋檐下，偶尔见到猫儿狗儿经过。不一会儿就画好了，问我像不像。杨凡说：“啊哟！好有作家的气质欵。”
他从卧房的枱子上抱着一个大方盒，打开来看，是一匹两只前蹄向上跃起的铜雕马，这马栩栩如生，是他的创作。他知道我属马所以送给我。杨凡整个箱子都已经满载了他送我的书，只好下次再拿。
1月6日下午和黄永玉老师交谈的6个钟头，令我回味无穷。回港兴奋地跟金圣华分享北京之行的丰收，金笑说：“这就叫做倾囊相授。”
老友郁风也回忆，当年赵无极在法国生活拮据，缺个画架，黄永玉自告奋勇说要给他买，还被郁风揶揄“你很有钱啊？”
黄永玉对交友的热烈需求，一是因为习惯了呼朋唤友的人到了晚年，喜欢被簇拥、被朝拜、被围在中心的感觉，这是一个有能量的男人滋补自己晚年生活的必备品。
另一个原因则是一种心态的延续。黄永玉在年轻及壮年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师友的帮助，他善于结交能人、大师，因此收获了很多机遇，成就了事业，似乎也成为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
黄永玉对这一点并不讳言，他说自己“艺术八字好”，总是遇好人。
到了晚年，这种习惯延续下来，大师们一个个都走了，他就开始有意识与年轻人在一起，尤其是正当红的年轻人，只要愿意靠近他，他都无比欢迎。有比如2009年郭敬明去拜访他时，黄永玉将其奉为上宾，那时郭敬明刚刚出版了《小时代》三部曲，正如日中天，黄永玉送字一幅：
十几分钟之后，我就这么抱着这幅字画走出了大门，我当时觉得我抱了一辆车出来……
黄永玉老师写给我的是：“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最让我感动的，是黄老师写完了这幅字画，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我就是五鹿，你就是朱云。你以后来北京，没事就来看我，下次你说故事给我听。”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见着黄永玉老师一次，真的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虽然上面都在搞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是多么幸运啊。回忆起来，面前还是黄永玉老先生那张慈祥地面容，银白的发丝，以及他脸上闪耀着的，人生岁月的光。
——郭敬明采访文字实录
2016年刘国梁和张继科等人都晒过他们去万荷堂拜访黄永玉的事情，那时中国男乒刚刚在里约奥运会上大获全胜，男团冠军、男单冠军都拿到手，是真正的“天之骄子”，黄永玉虽然93岁，依然精神矍铄，很好地款待了他们，和年轻人谈笑风生。
而黄永玉比较“真”的一点是，他尽管在社交场上左右逢源，却依然没有磨损创作之心。很多艺术家因为太在意名利，以及趋炎附势，很快就会丧失艺术性，沦为平庸。
而黄永玉则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他一方面深谙社交名利之道，另一方面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一直画到99岁仍不停歇，真正到达了入世而不俗的化境。
这使得他能够始终保持一份纯粹，在名利场上反倒是格外珍贵了。
正如沈从文对他的评价，“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地突破和进展。”
他的洒脱性格，面对苦难时的轻逸，都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他到晚年，被频繁问到关于苦难的问题，他总是一笑而过，“我不哀叹，我觉得很值得，我这一辈子没有被冤枉”，似乎那些痛苦并不真的存在，那些经历不值一提。
黄永玉是复杂的，他是江湖的，但又是纯粹的，他是慷慨的，又是犀利的，他是泥沙俱下的，又是目光如炬的，在世的这一百年，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儿童成为一代大师，享受了四十年风光霁月的名流时光，他用他的小宇宙，打通了天地线，聚拢了三代人，形成了独属于他的金粉银沙的名利场世界，人人欲得而近之，而他是这个世界里最闪闪发光的大码头。
这样的人，从前不太多，今后是不大可能有了。
如果你想他，他说“就抬头看看天上的云”，这洒脱的境界让人想起金庸先生的名句：“你看那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